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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com永利平台: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

作者: 文物考古  发布:2019-11-15

  陶寺遗址除城墙之外,具备了功能区划十分明确的宫城(宫殿区)、王族墓地(王陵区)、祭天(观象台)和祭地礼制建筑区、君权控制的仓储区(国库)、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普通居民区,甚至早期还有下层贵族居住区等,是中国史前考古发现的功能区划最为齐备的都城遗址,成为判断史前都城遗址的考古要素典范。

402com永利平台 1402com永利平台 2402com永利平台 3 中华文明起源经历了多元一体化的过程,中华大地上的国家起源也同样经历了多元一体——从邦国到王国的过程。在公元前四千纪的后半叶龙山时代,中华文明的核心在黄河中游地区最终形成,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邦国开创了后来夏商周中原王朝国家的先声。 陶寺文化以陶寺遗址得名,位于今山西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坐落于太岳山系向汾河谷地过渡的黄土塬大缓坡上。遗址面积300余万平方米。1978—1985年,陶寺遗址的大规模考古发掘,确立了陶寺文化(前2400—前1800),早期王族墓地的发掘揭示出阶级对立的特征。 1999年以来,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先后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初步了解近50万平方米的早期城址、超过280万平方米的中期城址,并发现了晚期城址的一些线索。从都城微观聚落考古的角度,初步探明了宫殿区、王陵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祭天及观象台礼制建筑区、祭地礼制建筑区、政府管理的大型仓储区、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农业人口聚居的普通居民区等,充分表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的都城性质。 据塔儿山两侧、汾河以东陶寺遗址群宏观聚落形态调查结果初步判断,陶寺文化遗址群以陶寺都城为核心分为南北两大群,拱卫陶寺都城京畿。南北两大下属分布区各有百万平方米以上的地方中心聚落统领,而这些中心聚落是由自上而下的分支的行政派出模式发展起来的,并且发现有驿站型微型遗址,表明了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的存在。在陶寺遗址晚期,出现了扒城墙、毁宫庙、捣王陵的政治报复行为和政治复辟现象,更加凸显了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和陶寺文化的国家性质。 聚落形态考古资料证明了陶寺文化国家社会的物质文明发达程度,而相关的精神文化考古资料则显示出陶寺文化与国家社会相匹配的精神文明所达到的当时最高水平。陶寺观象台通过1个观测点、12道观测缝与东南7公里远的塔儿山山脊线,构成一套完整的列石观测仪器。除了通过观测日出确定20个节令的纯阳历历法之外,还可以观测16年一周期的月出最南和最北点,以预测月食,将“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科技软实力与宗教权力相结合,牢牢地掌握在邦国元首的手中,成为王权中非常重要而实用的软实力之一。 而陶寺早期官僚墓中出土的木立表和中期王墓IIM22漆圭尺构成一套完整的圭表测影仪器系统,以圭尺第11刻度1.6尺理论夏至影长,对外宣称陶寺为政治话语霸权层面上的“地中”,陶寺观象台如同距今4100年前的“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使得陶寺城址顺理成章地成为“地中之都”,居住在其中的邦国元首自然“王者居中”以垄断与上天沟通的唯一通道,进而使得陶寺文化所代表的邦国成为“中土之国”,开创了“中国”最初始的意义。 陶寺圭表还可用于大地国土的测量,以陶寺城址“中表”为中心基点,按照陶寺城址的经纬线作为测量基线,对陶寺所在的东亚大陆的东西南北四至进行夏至晷影测量,以确立陶寺文化的四表。东表起自今山东的胶南市海滨,西表至叙利亚地中海东岸,南表起自今广东阳西县海岸,北表止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陶寺四表之间的距离同《淮南子》等先秦文献记载的“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的数据误差约6%—7%,可以说相当吻合。 由此可见,文献所谓上古时期尧舜的文德披于四表、格于上下、北及幽都、南至交趾、东起嵎夷、西至流沙,并非都是无稽之谈,很可能是当时科学测量的结果。当然,陶寺国家领土实际控制范围仅限于晋南地区,陶寺四表所标定的四海之内的“表里河山”,只是陶寺元首们诗意般的理想蓝图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陶寺邦国已经存在领土概念,而且可以用圭表实际测量与确定出来。 基于此,圭尺作为王权的象征物——权柄,被元首所垄断,下葬于王墓IIM22中,被先秦文献描述为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时的谆谆嘱托“允执其中”,并被清代帝王制作成“允执厥中”牌匾悬挂于紫禁城的中和殿正中。在王墓IIM22墓圹头端,以公猪下颌骨为对称轴,左右各倒立摆放3件带彩绘木胎漆柄的玉石钺,以“豮豕之牙”的图示,表达修兵不战、威慑敌国的“上政”观念,以文德合和思想治国的政治理念。 陶寺城址内的早期王族与中期王族墓地的不同茔域,表明早中期之间王权的易手,是在两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王族之间进行的,颇具有汉儒们竭力赞美与讴歌的“禅让”特征。不过历史是无情的,正是由于陶寺邦国以文德治国、禅让政权的天真政治理念和幼稚统治手段,导致了陶寺文化晚期的灭顶之灾,以肥足鬲为代表的外来入侵势力的征服使陶寺国破家亡,虽有短时的复辟,最终其国家政权连同文明还是被彻底摧毁,与发展成为中原王朝的命运失之交臂。 这一历史使命最终落在了河南龙山文化即王湾三期文化的肩上。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最早的王朝国家在伊洛平原诞生,从此步入了夏商周三代王朝国家新纪元,中国文明开始著称于世界。而中国传统认同的“地中”也被从晋南地区移到以洛阳为代表的伊洛地区,标准也从陶寺的1.6尺夏至影长改为登封告成王城岗的1.5尺,后来被周公所继承确定了东都洛邑的选址,故国宝何尊上的铭文称“宅兹中国”。 (全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第665期)

  82.牛世山:《陶寺城址的布局与规划初步研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7期,2013年6月。1~12页。又见《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49~61页。

  陶寺古观象台出现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期,比目前英国巨石阵建成年代还要早。

  45.潘继安:《陶寺遗址为黄帝及帝喾之都考》,《考古与文物》2007年1期, 56~61页。

  《论语》说,帝尧禅位给舜的时候叮嘱:“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陶寺圭尺、玉琮游标构成完整的“中”。“中”是西周之前乃至史前时期对圭尺的称谓。圭尺以其测晷影制定历法以及天文大地测量功能,被作为象征王权的权杖,故而掌握权柄称为“允执其中”。

  57.李学勤:《陶寺特殊建筑基址与〈尧典〉的空间观念》,《“中国的视觉世界”国际会议论文集》,《语汇丛刊》,法国巴黎,2005年。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6月5日第747期  本报记者 霍文琦/整理)

  29.姚大全、何努等:《山西襄汾陶寺古遗址自然变形遗迹的发现及其意义》《地震学报》2011年7月第4期。545~549页。

 

  68.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II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3期,261~276页。

  陶寺遗址今属临汾市,在文献中称为“尧都平阳”。所以,判断陶寺城址的主人首先应考虑“帝尧”。然而要证实这一点,则需将陶寺遗址考古资料与文献关于尧舜的记载进行系统对应,得到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80.翟少东:Lithic Production and Early Urbanism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Lithic Production at the Neolithic Taosi Site (ca. 2500¬1900 BC).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012。

 

  104.高江涛:《试论盛期陶寺文化的和合思想(简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5期,2008年1月。29~32页。

  《尧典》说“寅宾出日”。陶寺观象台东11号缝从夯土台基芯看,就成了一个门。从这个“门”可以看到冬至至4月26日、8月14日至冬至日日出,站在夯土台基芯上可以举行迎日仪式,这正是所谓“寅宾出日”。

  69.李勇:《世界最早的天文观象台——陶寺观象台及其可能的观测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9卷,第3期(2010年)。259~270页。

  2002年,陶寺遗址中期王族墓地大型元首墓ⅡM22出土一根木胎漆绘圭尺,残长171.8厘米,复原长度187.5厘米,圭尺上由间隔黑色和绿色格间以红色道标出刻度,其中包括陶寺本地二分二至,以及可与陶寺观象台20节令历法对应的其他16个节令。而陶寺圭尺刻度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第11格刻度,从头端到此刻度39.9厘米。按照笔者研究25厘米为陶寺1尺的结果折算近乎1.6尺。这明白无误地表明,陶寺已经存在“地中”概念。

  71.黎耕、孙小淳:《陶寺IIM22漆杆与圭表测影》,《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第4期,2010年12月。363~372页。

  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 

  96.张琨、姜宁:《论陶寺文化和三里桥文化的族属》,《文物世界》2005年6期,15~18页。

 

  二、文物、遗迹研究

 

  103.宋镇豪:《襄汾陶寺遗址的历史学信息》,《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5期,2008年1月。19~28页。

  陶寺已发掘的早期王族墓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0余座。中期王族墓地约1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的元首墓ⅡM22长5米、宽3.75米、自深7米。

  35.翟少东:《山西襄汾大崮堆山遗址石料资源利用模式初探》,《考古》2014年3期。58~67页。

  陶寺遗址曾发现一只残破的灰陶扁壶,在壶的鼓腹部上发现了两个用毛笔朱书的字符,形似甲骨文“文”字,与其对应的一端也有一个字,为上下结构,上为菱形的“◇”,下部好似“卩”字的篆体,中间有个“一”。对于前者形似“文”字的字符,专家们没有争议,对后者有人认为是“昜”字,也有人认为是“命”或“邑”。何驽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葛英会则认为是“尧”字。这两个朱书文字的存在和发现,将汉字的成熟期至少推进到4000年前,比甲骨文早1000年,这是探索汉字起源以及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大突破。

  67.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学分析》,《天文学报》50卷1期,2009年1月。1~10页。

  《尧典》称分别派遣羲仲、和仲、羲叔、和叔宅东、西、南、北进行测量。前文所论陶寺四表测量,跨地数千公里,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只能是长年持续逐步推进的,很可能在每一个作业区暂住一段时间,完成本作业单元测量之后,再向前推进。这才是当时可行的技术路线。

  10.He Nu, Gao Jiangtao, Wang Xiaoyi, Large-sized Rammed-earth Building Foundations of the Middle Taosi Culture Discovered on the Taosi City-site in Xiangfen County, Shanxi. Chinese Archaeology. Vol.9, 2009. Pp86~89.何驽是第一作者,高江涛为第二作者,王晓毅为第三作者。

  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屋顶装饰材料——板瓦 

  87.葛英会:《破译帝尧名号,推进文明探源》,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2期,2007年3月, 1~6页。

 

  88.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3期, 273~290页。

  所谓中国,最初概念的缘起从字面上解读,应当是最初始的本义。“中国”本初概念显然由“中”与“国”两个子概念组成。“中”是“地中”或“中土”,“国”则是国家。只有当地中概念与国家政体合为一体时,才能形成“中国”本初概念。《周礼》记载,建王都必在地中。而地中的标准由某些历史上政治霸权中心所确定的当地圭表测量夏至影长来标定。《周礼·地官司徒》明确指出,地中标准为夏至影长1.5尺。同理,《周髀算经》所记载的1.6尺夏至影长数据,则是另一个地中标准。

  77.朱乃诚:《三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32~140页。

 

  70.何驽:《陶寺出土铜齿轮形器功能辨析》,《中国文物报》2010年3月19日,第七版。

  陶寺古观象台与圭表共同组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测日出方位”、“观正午日影”的天文观测系统。2009年6月21日(夏至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中国国家天文台的专家用陶寺圭表在该遗址测定夏至日日影长度,证明陶寺圭尺第12刻度42.25厘米折合陶寺1.69尺为陶寺当地夏至影长。陶寺圭尺功能推测成立。陶寺圭尺也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尺实物。

  56.刘军社:《陶板为砖说》,《中国文物报》2005年11月2日第七版。

 

  114.何驽:《试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指导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19~37页。

 

  65.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考古天文学》,《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5期。90~96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81.黎耕:《圭表测影与早期大地测量》,《中国国家天文》2012年增刊。76~81页。

  发现了中原地区的龙崇拜主脉 

  52.许顺湛:《临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聚落群研究》,《中原文物》2010年3期,34~39页。

 

  27.博凯龄(Katherine Brunson):《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动物利用的变化个案探究——山西省龙山时代晚期陶寺遗址的动物研究》,《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29~182页。

  圭尺所反映出的陶寺文化四表天文大地测量行为,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科学考察工程,更多的是对于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政治地理的探索。这是因为国家地缘政治新体制,催生了陶寺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胸怀天下的政治抱负,才会在头脑中产生出表里山河的“天下观”——陶寺本初“中国”所在东亚大陆四海之内理想国度。相对于陶寺文化实际“政不出晋南”来说,陶寺四表所表现和宣示的理想天下观,可被视为4000多年前本初“中国”元首尧舜们的“中国梦”。这个“中国梦”延续到西周时期,被通俗地解读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37.王增林,何驽:《陶寺遗址出土泥质陶器的中子活化分析与研究》,《南方文物》2014年3期。72~78页。

 

  110.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 71~78页。

  《周易》豮豕之牙与尧舜之上政。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昭力》解释《周易》“豮豕之牙,吉”的含义就是修兵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周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之谓也。陶寺中期元首墓ⅡM22头端墓壁上,以公猪下颌骨(豮豕之牙)为对称轴,左右各摆3柄带彩漆木把的玉石钺(玉兵),正是豮豕之牙的图示,象征修兵不战的文德治国理念。

  28.鲁晓珂  李伟东  罗宏杰  何驽  李新伟: 《陶寺遗址龙山时代黑色陶衣的研究》,《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1年第41卷,第7期。903~912页。

 

  40.何驽:《发掘4100年前的历法》,《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4期, 140~145页。

  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 

  95.何驽:《从陶寺观象台IIFJT1相关尺寸管窥陶寺文化长度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0期,2005年8月, 22~33页。

  龙崇拜。《竹书纪年》传说尧母庆都感于赤龙而生尧,尧曾梦攀天而上。陶寺早期元首墓中出土龙盘,画面中赤龙攀天而上,恰似《竹书纪年》相关传说的生动写照。

  19.李乃胜、何驽、毛振伟、冯敏、王昌燧:《陶寺、尉迟寺白灰面的测试研究》,《分析测试学报》第24卷第5期,2005年9月。9~13页。

 

  31.王小娟,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土成分分析》,《考古与文物》2013年2期。106~111页。

  《尧典》与《虞书》所提到的四岳官僚。陶寺早期和中期的中型贵族墓葬,很有可能是官僚墓葬,其中随葬木表或玉璇玑的中型贵族墓职官很可能是天文官;随葬骨耜的贵族墓很可能是农官。而陶寺早期贵族墓随葬的玉石圭,我以为是官僚委任的凭信。《尚书·虞书》提到考核官员有收颁瑞信行政制度,汉儒认为是圭璧。陶寺中型墓随葬玉石圭皆为钝尖锋,像春苗拱出地面而有信;圭的长度则是以所委任辖区夏至影长来象征地理区位和地广。

  109.何驽:《“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第14版。

 

  83.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尧典》星象的天文年代》,《荆州博物馆建馆五十周年纪念文集》 102--116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41.子今,宋燕:《陶寺:尧舜的“理想国”》,《中华遗产》2010年11期(总第61期)。37~61页

 

  59.陈久金:《4000年前的山西陶寺观象台》,《中国国家天文》2007年3期, 85~93页。

  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以及陶鼓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1000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84.冯时:《陶寺圭表及相关问题研究》,《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27~58页。

  已发掘的彩绘龙盘中,最大的一件高8.8厘米,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其盘口向外敞开,口沿斜折,盘中的龙用红白黑彩色绘制,身子卷曲,如C型,有双排鳞甲,口内衔着一羽毛状物,何驽说是麻黄草。有专家认为龙盘应属部落联盟的盟徽即龙族族徽。多数学者认为陶寺文化中的彩绘龙盘,应是中原龙文化的先河。虽然早在6000年前,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地就出现了龙,但那时的龙只是“吉祥物”,只有到了帝尧时即陶寺文化时期,龙才被作为集团君权与神权结合的象征的图示提上了“政治舞台”,成为代表“国家”意志的“国徽”,从而使之成为民族精神凝聚的象征。

  34.赵春燕,何驽:《陶寺遗址中晚期出土部分人类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比值分析》,《第四纪研究》2014年1期。66~72页。

  已存在“地中”概念 

  6.高江涛、何努、王晓毅:《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5日,第002版。

  多种证据显示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91.何驽:《陶寺城址南墙夯土层中人骨说明的问题》,《中国文物报》2002年3月8日,第7版。

 

  43.周苏平:《陶唐氏与陶寺遗存》,《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1956-1996)》,三秦出版社。155~159页。

 

  36.何驽:《陶寺文化南表、东表推测点考察分析》,中国考古网•研究专题,2014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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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中期大型夯土建筑基址》,《考古》2008年3期, 3~6页。

 

 

 

  50.张国硕:《论陶寺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变异》,《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8期,2009年8月。46~49页。

  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其中陶板瓦100余片,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板瓦。

  64.武家璧、陈美东、刘次沅:《陶寺观象台遗址的天文功能与年代》,《中国科学G辑:物理学,力学,天文学》2008年第38卷,第9期。1265~1272页。

 

  21.姚政权、吴妍、王昌燧、何驽、赵志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植硅石分析》,《农业考古》2006年4期, 19~26页。

  《尚书·尧典》说“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根据陶寺观象台考古发掘和天文学研究,初步判定陶寺观象台与圭表,可以得到一个20个节令的太阳历,其中包括二分二至、气候变化的节点、祭祀节日、粟黍稻豆农时。而农时是“敬授民时”最实用的核心,也是文德的实质精髓。

  38.何驽:《陶寺中期小城内大型建筑IIFJT1发掘心路历程杂谈》,《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着,科学出版社,2005年。221~231页。

链接 

  89.朱冰:《陶寺毛笔朱书文字考释》,《中国文物报》2010年12月24日,第6版。

 

  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片的测试与分析》,《考古》1992年3期。176~183页。

  笔者曾在《“中”与“中国”由来》(《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5月18日)和《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对陶寺遗址与最初“中国”概念的关系进行了初步分析。随着陶寺考古发掘的新进展,笔者对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叁、考古记述

 

  107.何驽:《都城考古的理论与实践——从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都城考古分析看中国早期城市化进程》,《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3~58页。

 

  32.李拓宇、莫多闻等:《山西襄汾陶寺都邑形成的环境与文化背景》。《地理研究》2013年4期,443~449页。

 

  74.何驽:《陶寺圭尺补正》,《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3期。278~287页。

 

  贰、测试分析

  考古发现都城要素最齐备的都城遗址 

  75.徐凤先、何驽:《“日影千里差一寸”观念起源新解》,《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0卷,第2期(2011年)。151~169页。

  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之一 

  97.王克林:《华夏文明起“河东”初论》,《文物世界》2005年6期9~14页、2006年1期,27~32页。

  综上所述,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很明显能够同传统文献关于尧都和尧舜史迹比较体统地对应,初步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考古与历史文献对应的证据链,这不由得使我们相信,陶寺都城遗址就是尧都。

 

 

  101.曹兵武:《从陶寺遗址看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中国文物报》2007年1月26日,第七版。

 

  86.张弛:《陶寺与龙山大墓的葬仪》,《社会权力的起源:中国史前葬仪中的社会与观念》,文物出版社,2015年。281~302页。

  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礼乐乐器组合、金属乐器 

  壹、田野发掘报告

 

  85.高江涛,何努:《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初探》,《南方文物》2014年1期。91~95页。

  《尧典》说尧的文德光辉“光被四表”。根据汉儒的解释,四表是以地中中表为基点,对于大陆四至与大海之间畔上(今称海岸线)的标志点的指称,用圭表测影的数据来标定。由此推测,陶寺文化以陶寺城址的纬线约N35°53′,寻找欧亚大陆的东表点,今胶南市朝阳山嘴矶头,濒临黄海灵山湾,属古嵎夷;西表点位于今叙利亚拉塔基亚省,濒地中海,有可能古属流沙;按照陶寺经度线约E111°30′寻找南表点,位于今广东阳西沙扒月亮湾,濒南海,古属南交;北表点位于俄罗斯拉普捷夫海南岸上,濒北冰洋,古属狭义的幽州。先秦文献记载四海之内东西28000里即7000公里、南北26000里即6500公里。陶寺文化东西两表间距7563公里,误差率7.4%;南北两表间距为6113公里,误差率6%。由此表明陶寺四表的真实存在被隐藏在《尧典》“光被四表”四字之中。

  99.胡建:《从陶寺城址的发现谈早期国家的城市模式》,《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81~89页。

 

  92.张德光:《再论陶寺遗址发现的意义》,《文物世界》2003年3期, 24~28页。

  陶寺城址是目前发现的黄河流域史前第二大城址。遗址东西宽约2000米,南北长约1500米,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中期城址面积约280万平方米。它结构布局较为复杂,夹板石砸夯土小板块的主要建筑方法比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古城的堆筑法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落后于夏商时期城垣和夯土台基集束棍夯法,这些都说明陶寺城址正向城址发展的高级阶段迈进。

  46.曲英杰:《尧舜禹及夏代都城综论》,《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2007年, 269~299页。

 

  115.高江涛:《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陶寺模式》,《三代考古》(五),科学出版社,2013年10月。38~46页。

 

  118.何驽:《中国早期文明线路图——陶寺:帝尧时代的中国“唐尧帝都文化建设”座谈纪要》光明日报3013年12月9日第015版。

  构成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 

  13.翟少东,王晓毅,高江涛:《山西陶寺遗址石制品及相关遗迹调查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9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1~26页。

 

  25.张雅军、何驽、张帆:《陶寺中晚期人骨的种系分析》,《人类学学报》第28卷第4期,2009年11月,363-371页。

 

  111.王震中:《陶寺邦国文明与中国古史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11年8月16日,第006版

 

  48.田建文:《陶唐氏、唐国与鳄、鄂》,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40期,2009年3月。6-12页。

 

  119.The Longshan period Site of Taosi in Southern Shanxi Province. In A companion to Chinese Archaeology. Edited by Anne P. Underhill.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3. Chapter 13, pp.255~277.何驽独著第三章。

 

  113.何驽:《简论都邑性聚落布局的宇宙观理论——以陶寺遗址为例》,《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纵横谈》,《南方文物》2012年3期,74~76页。

  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14.仇士华、蔡莲珍、冼自强、薄官成:《有关所谓“夏文化”的14C年代测定的初步报告》,《考古》1983年10期。923~928页。

 

 

  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揭示出陶寺城址的都城性质,中期外郭城面积280万平方米。宫殿区(或宫城)、王陵区、观象祭祀台、地坛、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大型仓储区、下层贵族居住区、普通居民区,不仅构成宫城与郭城双城制,而且构成了完备的都城功能区划。陶寺晚期的政治报复行为、独立仓储区的国库性质、元首墓葬诸多的王权标志物、陶寺文化遗址群向心型的中心与区域的关系等,都充分说明陶寺都城遗址所代表的社会已经进入国家社会。因此,迄今为止,陶寺是最符合“中国”本初概念的政体——地中之都,中土之国。

  106.何驽:《从陶寺遗址考古收获看中国早期国家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8期。2009年8月。32~37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41~155页。

  《尧典》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显然是一个“阴阳合历”。陶寺观象台东1号缝不可能用于太阳日出观测。据天文学家计算初步判断,该道缝很可能用于18.6年一个周期的“月南至”观测缝。毋庸置疑,陶寺文化除了观象台和圭尺所得到的太阳历外,还有观测月亮的天文观测。而陶寺晚期小墓出土的砷铜朔望月小轮,更可能用于阴阳合历的配置操作。

  四、陶寺遗址与中国文明起源

  首先,陶寺曾经出土过两个最早汉字系统的朱书陶文,其中“文”字分歧不大,而另一个字符争讼纷纭。笔者根据陶寺城址夯土板块技术、城址形状、黄土塬地貌等,解释为“尧”字,本意为“在黄土塬上用夯土板块建造的大城”,特指陶寺城址。因而,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文尧”二字自证陶寺遗址为尧都。此乃陶寺为尧都最直接的文字证据。

  39.赵春青:《文明之火,照耀中国》,《中国文物报》2006年2月15日,第三版。

  再者,陶寺城址考古资料可与文献中关于尧都和帝尧史迹系统对应。

  3.王晓毅、严志斌:《陶寺中期墓地被盗墓葬抢救性发掘纪要》,《中原文物》2006年5期。4~7页。

  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 

  33.蔡明:《陶寺遗址出土石器的微痕研究》,《华夏考古》2014年1期。38~49页。

 

  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实验室:《陶寺遗址陶器和木器上彩绘颜料鉴定》,《考古》1994年9月。849~857页。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2007年田野考古新收获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5期,2008年1月。48~50页。

  72.徐凤先:《从大汶口符号文字和陶寺观象台探寻中国天文学起源的传说时代》,《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1卷第4期,2010年12月。373~383页。

  90.田建文:《我看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考古学研究》(十),科学出版社,2012年12月。530~538页。

  49.彭邦本:《陶寺古城——唐虞联盟与夏初中心都邑》,《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8期,2009年8月。39~45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25~131页。

  30.陈相龙、袁靖、胡耀武、何驽、王昌燧《陶寺遗址家畜饲养策略初探:来自碳、氮稳定同位素的证据》,《考古》2012年第9期。75~82页。

  4.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陶寺中期小城大型建筑基址IIFJT1实地模拟观测报告》,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29期,2006年6月, 3~14页。

  44.马世之:《虞舜的王都与帝都》,《中原文物》2006年1期, 24~27页。

  121.何驽:《陶寺文化:中华文明之“中正”观缘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1月5日,B03版。

  24.王树芝,王增林,何驽:《陶寺遗址出土木炭研究》,《考古》2011年3期。91~95页。

  20.赵志军、何驽《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选结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5期。

(注:2006年之前的《陶寺遗址考古研究论著存目》刊于:解希恭主编《襄汾陶寺遗址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

  100.久保田慎二:《墓から见た陶寺遗迹の性格》,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研究科考古谈话会《溯航》第24号,2006年3月。103~109页。

  42.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论华夏文明的形成(上下)》《文物世界》2001年5期17~23页、2001年6期23~31页。

  15.张维玺:《陶寺遗址及临近地区古地磁研究》,《考古》1989年10期。933~941,952页。

  94.申维辰:《中华文明探源的惊世之现——陶寺考古及尧文化的丰硕成果及重要意义》,《山西日报》2004年2月10日C2版。

  116.何驽:《最初“中国”的考古探索简析》,《早期中国研究》,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36~43页。

  47.久保田慎二:《陶寺文化の成立とその背景——土器分析を中心に》,《中国考古学》第八号,2008年11月22日。79~102页。

  22.李乃胜、何驽、毛振伟、王昌燧:《陶寺遗址出土的板瓦分析》,《考古》2007年9期, 87~93页。    

  三、文字研究

  其它报道

  26.张雅军,何努,尹兴喆:《山西陶寺遗址出土人骨的病理和创伤》,《人类学学报》,第30卷第3期,2011年8月, 265-274页。

  61.李维宝、陈久金:《中国最早的观象台发掘》,《天文研究与技术》(国家天文台台刊),2007年第4卷第3期。301~306页

 

  11.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46~57页。

  60.刘次沅:《新发现的秘鲁古观象台及其与陶寺观象台遗迹的比较》,《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7年9月, 1-5页。

  54.高江涛:《陶寺遗址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之比较研究》,《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120~128页。

  16.孔昭宸、杜乃秋:《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2期。178~181页。

  76.朱乃诚:《陶寺陶寺彩绘龙源自良渚文化的新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10期,2005年8月, 18~21页。

  78.何驽:《陶寺文化原始宗教信仰蠡测及其特点试析——陶寺出土的艺术品与原始宗教》,《殷墟与商文化——殷墟科学发掘8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11月。295~327页。

  62.李维宝、陈久金:《陶寺观象台“发掘与古代文献的印证》,《天文研究与技术》(国家天文台台刊),2007年第4卷第4期。412~415页.

  98.王晓毅:《从<尚书•尧典>看唐尧时代的天文观》,《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74~80页。

  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II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 3~25页。

  102.高江涛:《陶寺遗址聚落形态的初步考察》,《中原文物》2007年3期。13~20页。

  117.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新世纪中国考古新发现(2001~2010)》,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1月。138~141页。3000字。

  105.董永刚《看“合和”思想与尧文化——以晋南陶寺考古发现为引》《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8卷。2009年5期,494~496页。

  58.武家璧:《陶寺观象台与“晋”之关系》,《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3日,第七版。

  2.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考古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6年2月28日,第8版。

  93.王克林:《“中国”一名源河东的考古学观察》,《文物世界》2003年4期, 9~14页。

  53.张国硕,魏继印:《试论陶寺文化的性质与族属》,《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1年8月。156~162页。

  51.刘毓庆、刘麟龙:《陶寺遗址对接历史的可能性及其难题》,《晋阳学刊》,2009年4期,10~15页。

  120.何驽:《Exploring the Earliest State of China: New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rom Taosi》, 中国考古网(英文版)Chinese Archaeology•Research Work 专栏,2014年10月20日。

 

  63.何驽:《陶寺中期观象台实地模拟观测资料初步分析》,《古代文明》,文物出版社,2007年。83~115页。

  79.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铜器群及其相关问题初探》,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51期,2011年12月。23~38页。

  112.何驽:《陶寺圭尺“中”与“中国”概念由来新探》,《三代考古》(四),科学出版社,2011年12月。85~128页。

  23.李乃胜、杨益民、何驽、毛振伟:《陶寺遗址陶器彩绘颜料的光谱分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8年4期, 946~948页。

  8.徐凤先:《“陶寺史前天文台的考古天文学研究”项目组春分观测纪行》,《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0卷第2期(2009年),265~268页。

  55.田建文:《陶寺古城与尧都平阳》,《无限悠悠远古情——佟柱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14年12月。355~364页。

 

  9.喻菲:《Date with Destiny》,《China Daily》Dec. 7, 2009.第10版,Life Culture专栏。

  108.宋建忠:《良渚与陶寺——中国历史南北格局的滥觞》,《文物》2010年1期,44~4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2012年度陶寺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4期。2013年1月。60~63页。

  一、文化谱系

  肆、论文

  66.何驽:《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近年来出土玉石器》,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38期,2008年9月。13~28页。

  73.何驽:《2010年陶寺遗址群聚落形态考古实践与理论收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21期。2011年1月。4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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